東方文化崇尚壓抑自我,而不是高舉而禮讚之。《西藏七年》(Seven Years in Tibet)的西藏少女對兩個白人外來客說,西藏文明不像歐洲文明般崇拜英雄、追逐個人榮譽:「我們的文化認為能夠放下自我的人更捧。」
但是,能夠甘心情願放下我執、到眾生去,是聖人的道。東方文化產出的菁英,是孔子、耶穌、佛陀,固然精彩,但東方文化也有其平庸一面:凡夫俗子們從來不是證得因果、悟得空性,而放下自我,卻是因為俗世的群眾壓力而忘記自我、壓抑自我。平庸之惡,由大眾而起。
春秋戰國曾有一段思想家高談闊論、互相激蕩,各家各派自由競爭的歲月。在這段黃金歲月,中土辯士輩出,縱橫當世、又為後代留下無數遺產。可惜這種偉大的風 氣卻先傾於秦皇、後毀於漢武。從此儒門經典確立、與政治權力合流,思辯之風由此衰頹。後世有創造力的思想家,無不只能在儒家經界之中發揮才華;無數可能獨 當一面的大師,都只能托己於往聖道統之中,無數心力才智盡耗費於對古紙的注疏、訓詁、辯偽、考據。整個社會,不論是庸眾或是菁英、讀書或者種田,都只能跟 著前人的路。整個社會慢慢將因襲傳統視作唯一合理的路。
因此個性不再重要、眾人也不必再保存獨特之處。因為中國人慢慢得出一社會共識:知識分子再聰明,都不能超越孔孟古人;你的道理再對,都對不過祖宗成憲。於是,東方流風之處,皆有不能質疑傳統、輕視個體、創造力窒礙之狀。
近代的東方世界無法再輸出有影響力的文化和物質文明。對我們來說,有輕鬆的大路不走,為何要走偏辟的小路?然西方卻不停另辟小徑,哲學以改造傳統的己任, 最終走出了民主、自由、科學、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。西方從中古時代那個連糖和香料都要去東方購買的貧脊地,變成領先全球的鎖金窩。因為他們敢想、敢行,從 眾壓力少一點;社會高舉個人,鼓勵下一代做自己,而不是迫他們千人一面十項全能。
在我們的社會,菁英只懂背書;一流國家的菁英除了要會背書,還要有創造力、好奇心和熱情。到東方世界的學校看看,除了學生老師蒼白和冷漠的臉,你甚麼都不會找到。問他一下,你對梁振英的施政報告有甚麼看法?他們垂頭不語,害怕發表看法,也害怕擁有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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